中國傳統裡有一個特殊的詞彙——「文人」。

「文人」這個詞彙用西方語言來理解，並沒有很準確的翻譯。

我常常想：「文人」如何定義？

有人譯為「學者」，但是，「文人」並不只是「學者」。「學者」聽起來有點太古板。「學者」案牘勞形，皓首窮經，「文人」卻常常悠遊於山水間，「漁樵於江渚之上」，必要時砍柴、打漁都可以幹，似乎比「學者」更多一點隨性與自在，更多一點生活吧。

也好像有人把「文人」譯為「知識份子」，「知識份子」有點太嚴肅了，而且無趣，讓人想到總是板著臉的大學教授，批判東批判西，眼下沒有人懂他存在的「生命意義」，時代欠他甚多。

「知識份子」不會懂「文人」，「文人」不會那麼自以為是，「文人」要的只是「江上之清風」「山間之明月」。

「與誰同坐？明月、清風、我」不懂清風明月，可以是「知識份子」，但是不會是「文人」。

確切地說，「文人」究竟如何定義？

於其「定義」，不如找幾個毋庸置疑的真實「文人」來觀察吧。

陶淵明是「文人」，王維是「文人」，蘇東坡是「文人」，從魏晉，通過唐，到宋代，他們讀書，寫詩，畫畫，但是或許更重要的是他們熱愛生活，悠遊山水。

他們都做過官，但也可以拒絕政治，高唱：「歸去來兮，田園將蕪胡不歸？」

他們愛讀書，或許手不釋卷，但也敢大膽說「好讀書，不求甚解」，這是「博士」類的「知識份子」絕不敢說的吧。

他們或許常常是政治上的失敗者，卻或許慶幸因此可以從污雜人群喧囂中出走。

「行到水窮處 ，坐看雲起時」，他們失意、落魄，坐牢，在政治的陷害裏飽受凌辱，九死一生，走到生命的窮絕之處，坐下來，靜靜看著一片一片升起的山間雲嵐。

這是「文人」，他們常常並不是瑣碎知識論辯，而是觀想「水窮」「雲起」。「水窮」「雲起」都是文人的功課。

他們在生命孤絕之處，跟月光對話，跟最深最孤獨的自己對話：「我欲乘風歸去」。

他們寫詩、畫畫，留下詩句，手帖，墨跡，但多半可有可無，沒有想什麽「傳世」念頭。

「奉橘三百枚，霜未降，未可多得。」王羲之十二個字，稱為「手帖」，成為後世尊奉的墨寶，上面大大小小都是帝王將相的傳世印記。然而「文人」之初，不過是一張隨手寫的字條，送三百個橘子，怕朋友不識貨，提醒是霜前所摘。

寥寥十二個字，像「指月」「傳燈」，有「文人」心心相印的生命記憶。

「文人」的作品是什麼？

從西方的藝術論述，無法定位「奉橘帖」的價值。

文人作品常在可有可無之間，「世說新語」留下許多故事，都彷佛告訴後世，爛漫晉宋，其實是「人」的漂亮。看到「快雪時晴」，看到「蘭亭集序」，也只是想像當年，不必當真，原來也只是摹本。這也是西方論述不能懂之處。東方失去了文化論述主權超過一百年，學習西方尊重西方，二十一世紀了，同時也期待一次東方文藝復興。此時此刻，可以重新做好自己文化的功課嗎？

王維、蘇軾的詩還流傳，可靠的畫作多不傳了，但是歷來畫論都談及他們的巨大影響。王維的「輞川圖」不可靠，蘇軾的「枯木竹石」也不可靠，藝術史如何定位他們的影響？

王維詩「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無中」，詩中有了「留白」，也有了「墨」的層次。

蘇軾讚美王維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，他必然還看到王維畫作吧，八個字，也不像西方長篇論述，點到為止，懂的人自然會懂，會心一笑，「誰把佛法掛唇皮」？

大江東去，歷史大浪濤沙，他們知道自己身在何處，可有，也可無。「作品」更只是「泥上偶然留指爪」，可有，也可無。

「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鴻飛那復計東西」，東坡在頹壞的寺廟牆壁上看到自己往昔的題記墨書殘痕，懂了生命與作品的關係吧？鴻雁已去，泥上指爪，沒有斤斤計較，也可以不在意。「文人」寫詩、畫畫，他們真正的作品或許不是畫，也或許不只是詩，而是他們活過的生命本身吧。

陶淵明還在東邊的籬下採菊嗎？王維還在輞川與田夫依依話說家常嗎？至於是夜飲東坡，還是在海南儋州貪看白鷺，懂了他的哈哈大笑，或許也就懂了一個民族「文人」的蒼涼與自負吧。

我寫詩，也畫畫，覺得好玩，有時大痛，有時狂喜，有時哭笑不得。哭、笑，只是自己一個人的事，與他人無關。沒有使命，也一點都不偉大。青年時在太多「責任」「天下興亡」「時代考驗」一大堆政治教條裡長大，後來寫詩、畫畫，好像也只想借詩畫批駁對抗自己根深蒂固的迂腐可笑吧。

更多時間，走在山裡，看流泉飛瀑，聽葉葉間的風聲，明月如水，覺得可以隨星辰流轉，看一個文明的繁華如此，繁華都在眼前，而我端坐，凝視一朵花，心無旁騖，彷彿見到前身，繁華或許盡成廢墟，看到一朵花墮落，不驚、不怖、不畏。

2018_04_20穀雨
蔣勳於巴黎